1992年，芝加哥的一个清晨，到美国留学已经三年的严歌苓，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台湾的电话，来电人自称是导演，想购买她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并请她担任编剧。严歌苓询问他拍过什么电影，他说拍过《喜宴》，她惊喜地大叫：“天哪，那是我喜欢的电影。”

　　导演李安的这次邀约，不仅将严歌苓从留学生的经济窘迫中“解救”出来，还为她开启了与影视为伍的编剧生涯。三年后，电影《少女小渔》荣获了亚太电影节的五项大奖，包括电影和编剧。

　　“从四岁时便醉心功名”的严歌苓，终于尝到了一举成名的滋味。然而，这还只是开始，此后的近三十年里，她笔耕不辍，一部部小说和影视作品纷至沓来，她的声名也随之水涨船高。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少红、陈冲等华语电影圈知名的导演，都与之有过合作，“严歌苓”成为自带流量的文学与影视IP。

　　自称“写稿佬”的严歌苓，如同一架不知疲倦的写作机器，每天开足马力按时按点地生产数个小时，直到榨出她能想到的后一个字。高度自律的写作习惯，源于军旅生涯和职业化训练，这让她保持着惊人的产量。截至今年，她共出版了22部长篇小说，约70篇中短篇小说，还参与了八九部电视剧和众多电影的编剧。

　　年轻时，她曾说，“我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人。”她深谙“出名要趁早”的道理，因为作家如果没有名气，他的书就不会有人看，他的主张就不会有人欣赏和接受，但游历半生归来，她觉得当初的想法非常幼稚，她现在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做一个平凡人。“因为自命不凡，就会失去平常心，就会写不出世间平常的生活。”

　　初到美国求学的那段日子，是严歌苓一生中彷徨无依的时刻。1989年，她结束了一段为期三年的痛苦婚姻，放弃了国内优渥的生活环境和靠三部长篇小说积累起来的名气，只身闯荡全然陌生的美国，过起了靠洗盘子、当保姆、做护工赚钱的生活，那年她整好三十岁。

　　“三十而立”的箴言，如同一道催人奋进的紧箍咒。尽管考取了中意的美国高校，开始了梦寐以求的职业写作训练，她却仍然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于写作、于恋爱，都是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刻，往往把自己看得很低。

　　这一时期，她迷恋上读作家们的传记，她发现那些文学泰斗们，无论男女，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美德和缺陷。比如，他们都有铁一样的意志、军人般的自我纪律、或多或少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待自己每日的艺术创造，就像对待一件宗教功课：只求心灵的付出，不求肉体的获得”。

　　军人出身的严歌苓，把这些文学前辈称之为“男超人”“女超人”，拼命从他们身上汲取写作技艺和精神力量。从1991年的暑假开始，她每天雷打不动地写作五六个小时，即便打工一整天之后神志涣散、思维迟钝，她还是借助一杯浓咖啡将自己强行按在写字台上，坚持写到深夜一点。

　　当咖啡因带来的兴奋正在劲头上，她又必须搁笔去睡觉，因为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从祖辈遗传下来的失眠症对她不离不弃，这个外人看来或许不值一哂的病，却曾让她的祖父想到自杀，也让她每晚陷入孤立无援的沼泽。的失眠记录是长达三十多天不能入睡，她被诊断为患有躁狂性抑郁症，这是许多创造力旺盛的人的共同魔咒。

　　那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写出一个短篇小说，且大多为移民题材，包括《失眠的艳遇》《少女小渔》《海那边》《女房东》等，这些小说陆续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发表并获奖。而之所以选择在港台发表，是因为那里的稿费标准更高，每笔稿费和奖金对当时住贫民区、买廉价菜、捡旧家具过活的严歌苓而言，都是可堪大用的“意外之财”。

　　身为第五代新移民，严歌苓在这座混杂着各种肤色和族群的美国都市，同时感受着“阶级友爱”和“民族仇恨”。从刚刚解冻的中国走来，芝加哥的一切都显得新鲜和刺激，许多人生的次都开始于这座城市：次被人从身后掐脖子，随之被温柔礼貌的强盗抢走钱包；次沿街找工作；次在餐馆打工；次走街串巷拾人家扔掉的家具；次和美国女同学合租房子；次用英文在电脑上写作；还有次叫喊英文梦话，直到把自己叫醒

　　这些经历并非全然美好，但严歌苓在犹疑中决定扎根下来，并逐渐站稳了脚跟。她与一位精通八国语言的美国外交官结了婚，虽然过程极尽波折，FBI提出要对她进行测谎实验，但好在共同的旨趣和价值观将二人牢牢捆绑在一起，没被意识形态的敌意拆散。

　　作为一名移民作家，严歌苓察觉到自身的边缘处境是双重的，在美国，她属于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在中国，她又是移民海外的洋人之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移民作家早已不是新鲜事物，但离开原乡故土后，如何能让艺术生命不至于凋谢，则是一道不小的难题。

　　其实，破解这道难题的方法就是不停地写，直到写成生理习惯，写到精神上瘾。对严歌苓而言，写作就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

　　军人的作风和职业化的写作训练，让她保持着良好的写作习惯。她说，如果一天不写作，她就跟没醒透似的；如果一连多日不写，她就感觉像犯了烟瘾的人，新陈代谢都紊乱了。“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为此，她的家人朋友必须围绕着她的时间表来转，只要在她的写作时间，必须轻手轻脚，给予极度安静。

　　她很好地运用着自己的“边缘人”身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她依然不会开车，她喜欢乘坐公共汽车和地铁，挤在三教九流的人群里观察他们的衣着、举止，“窃听”他们的谈话。后来搬到旧金山的唐人街，她得以更贴近地关注这些华人移民的生活状态，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和偶尔的谈话中，去推断他们是新移民还是唐人街的老街坊。

　　她逐渐对北美的华人移民史产生兴趣，这种兴趣想必源于自身的身份焦虑，她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情感认同。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带就有华人远渡重洋，参加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淘金、修铁路、填沼泽造田，这些拖着辫子、戴着斗笠的廉价华工，如蝼蚁一般生存了下来，因抢夺了当地人的饭碗，遭受排挤甚至杀害。

　　即便如此，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华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轮船底舱，抢滩登陆，这些男人和女人世代繁衍，抱团取暖，逐渐在异国他乡争取到一片生存空间。

　　严歌苓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华人移民为背景，她到美国后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扶桑》，讲述的就是19世纪末从中国被拐到美国做妓女的扶桑，与一位美国白人克里斯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也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白人男童嫖华人妓女的隐秘历史。2002年，小说的英文版出版后，登上了《洛杉矶时报》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

　　新近改编成电影的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也牵扯到早期美国华工赌博的历史那些为了摆脱家族贫穷命运而来到美国挥洒血汗的华工，却在回乡的轮船赌场里输得一无所有，到达家乡码头的时候，甚至比离家时更贫穷。这些故事或许都是历史的边角料，却被有心的严歌苓一一拾起，成为小说中一片颇有感染力的拼图。

　　不同世代的华人移民故事，是严歌苓为自己开发的一片小说疆域，从历史到现实，里面投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和历史认知。她戏称自己是“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这个带着苦涩和自嘲意味的称号，体现了她与母语主流文学的心理距离。“游牧民”游离于华语主流文坛之外，也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

　　她认识到，“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的，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适当的生存形式。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

　　这种因语言和题材特殊性所带来的魅力，或许正是对移民作家的另一种奖赏。驮着无形的文化负载，严歌苓与她的外交官丈夫一起游历世界，非洲、澳洲、欧洲、美洲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全球性的视野让她的文学疆域不再局限于东方。

　　严歌苓曾说，他们这一代作家在青少年时代都遭遇过物质贫瘠，但每个人身上都有富饶的故事。对于文学而言，这些故事就是永不枯竭的题材库。因而，即便远离故土，她仍然有写不完的题材，这些故事有的来自她本人，有的来自父母亲人，有的来自战友同窗。因为隔着时空距离，她反而能将记忆中的人和事拉远来看，将其过滤提纯为小说情节。

　　众所周知，严歌苓曾在成都军区的文工团担任八年的芭蕾舞演员，后主动请缨参加越南战争，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也正是因为在战地医院看到太多的病痛和伤残，让她感到光靠四肢的舞动，完全无法表达内心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再加上认识到自己在舞蹈方面的先天不足，她毅然决定改行从事文学。

　　因为出身文学世家（父亲为作家萧马，祖父为《简爱》《德伯家的苔丝》首任译者严恩春），从小有大量的阅读经验，她一出手就不凡。在25岁的年纪，严歌苓用三个月便完成了30万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绿血》。有评论家说，《绿血》所展露的才华，已经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水准，而是拥有较为成熟和圆融的叙事结构的嵌套技巧，“套中套”结构的有意使用和转换自如，无不显示了严歌苓作为一个“早熟”的青年小说作家的叙事能力。

　　《绿血》以及紧随其后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被合称为“女兵三部曲”，讲的都是严歌苓在文工团期间亲身经历过或听来的故事，堪称早期版的《芳华》。《雌性的草地》一直是严歌苓本人满意的作品，书中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白描，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西南部草原上的“女子牧马班”的故事，书中大胆地描写了特殊年代女性的性压抑，她“企图在人的性爱与动物的性爱中找到一点共通，那就是，性爱是毁灭，更是永生”。

　　相似的题材在后来的短篇小说《天浴》中也出现过，被下放到川藏草原放牧的女学生文秀，为了回城不得不与各种男人发生关系，但换回的却是被玩弄的命运。这部小说后来被严歌苓的好友陈冲改编成同名电影，一举拿下了1998年金马奖六项大奖及多个国际奖项，这也让严歌苓的名字次出现在欧美的国际影展上。

　　严歌苓对自身生命经验的挖掘远不止于此，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相爱相杀的男女主人公的原型是她的父母，只不过现实中她的父母后选择离异并再娶再嫁，而在小说中她给了他们一个完满的结局；《陆犯焉识》中那位被流放青海的满腹经纶的留美博士，人物原型其实是严歌苓的祖父，小说中的孙女被这位才华横溢的祖父所折服，却无法理解历史的荒诞和吊诡；而《无出路咖啡馆》中，柔弱的中国女留学生邂逅了一段与美国外交官的恋情，却招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肆意骚扰，这段故事则取材于她与美国丈夫的真实经历。

　　在这些与自身经历相关的作品中，往往涉及一些政治运动，她并不会在作品中刻意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她觉得将见解直接说教给读者，是一种不高级的做法。在早期作品《天浴》中，她有过“控诉”情绪，但后来她意识到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因而，在后来的《穗子物语》系列中，她将悲剧用嘻嘻哈哈的方式来讲述，在她看来，这是更高明的境界。严歌苓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角，而这些女性又通常是具有宽广大爱之人，她们可能迟钝不敏，可能粗俗肤浅，但都如同大地之母，包容着这个世界的肮脏和丑陋，她们的真与善反衬出人间故事的复杂。

　　许多作家的书写，都难免受限于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经验，尤其在远离了战争、饥荒和灾难的现代都市，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有隔阂，私人化的叙事渐成潮流。但严歌苓显然对贩卖个人隐私的写作方式不感兴趣，虽然她的很多小说都取材于个人和身边的故事，但她无不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时代背景中。

　　严歌苓曾说，“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正如维吉尼亚伍尔夫所说：“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她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所受的职业写作训练，她的永无止息的好奇心，让她永远不必担心题材枯竭。有的故事可能来源于一则新闻、一本图书，有的可能来源于朋友的一次偶然讲述，一旦她确定故事有文学价值，她愿意为之付出高昂的时间和金钱代价。

　　诸如《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妈阁是座城》《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等作品，都是经过多次实地调研，体验生活、采访相关人物、阅读浩瀚的资料，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所耗费的时间，有时甚至比写作本身还要长。

　　《第九个寡妇》是发生在土改时期河南农村的故事，一个地主本要被枪毙，但儿媳妇把他藏到了红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地主也可以获得自由时，才重见天日。故事写得惊心动魄又朴实感人，小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当严歌苓从内参上读到这个离奇的故事时，她立马意识到可以创作一部很好的小说，为了收集素材，她奔赴河南孟津，找到当年地主的儿子，还跟着农民同吃同住，到田里学习摘棉花、起红薯。

　　《小姨多鹤》是讲述一个在东北的日本开拓团后裔的故事，二战结束后，开拓团成员或逃回国，或选择自杀，而一位名叫竹内多鹤的女子，却阴差阳错地被一户人家收容下来并生儿育女，此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让这个家庭不断遭遇险境。严歌苓为了了解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庄，看到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如此，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算有了眉目。

　　为了写《妈阁是座城》，一个澳门叠码仔和赌徒的故事，她又化身赌客，多次前往澳门。为了体验赌徒心理，学习赌博技巧，她还坐上赌桌，一连输了四万块钱。严歌苓曾打趣地说，“如果书卖得不好，可能成本都捞不回来。”

　　写作是一个人的赶路，当一个作家背向世界，心无旁骛地面对稿纸或键盘，他的征途就已然开启。有时候，这条路上会非常痛苦，会写坏脾气和胃口，甚至写坏与家人的关系。严歌苓对此深有感触，但她说，“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理需求，哪一天没有几句神来之笔，我就睡不好。写作给我快感，给我新生。有时，我觉得我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在年初过完六十岁生日的严歌苓，因宣传电影和图书《妈阁是座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她像往常一样，保持着精致的妆容和饱满的状态，接受提问和围观。但只要回到柏林家中，她就会过起规律的写作生活，这是职业化的严歌苓保持高产的秘诀。她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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